当战火在中东燃起决胜之战却发生在另一个地方

文章来源：admin 更新时间：2026-05-11 14:09

　　

　　2026年3月9日，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进行到了第十天，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过了父亲的位置，立誓要为家为国讨回血债。同时，乌克兰的一支无人机专家团队悄悄抵达了约旦，全球两大战场有连为一体的趋势。

　　同一天，我国交通运输部约谈了马士基集团和地中海航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相比正在中东和欧洲上演的热战，这一消息显得平平无奇。

　　事情还要追溯到2个月前，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运营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合同违反宪法。

　　而早在1997年，长和就取得了巴拿马政府批准的特许经营权。巴拿马最高法院时隔29年裁定合同违宪，显然是迫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做出的，是美国政府通过政治胁迫对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发起的超规则攻击的一部分。西方社会所标榜的所谓“法治社会”和“契约精神”此刻荡然无存。

　　如果从法律框架内看，长和公司只能请求巴拿马最高法院对该裁决做出澄清，不能上诉。事情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不过，如今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经济体系高度互联互通。这既是美国对我国企业发动超规则攻击的基础，同样也给了我们更多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于是，两家国际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和马士基集团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两者有意配合美国和巴拿马政府的无理要求，接手相关港口业务，是事件的潜在受益方。约谈两家公司就成为我们反制美国和巴拿马，保护我国企业海外利益的有效手段之一。

　　跟发生在欧洲和中东的热战一样，这同样也是当今世界大国博弈的一部分，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甚至，从整体的视角看，正在发生的两大热战只是百年大变局的开胃菜。东、西方两大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明暗博弈，才是真正的主战场。

　　未来的大学历史课堂，一个热门的问题可能会是：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会首先在俄罗斯和伊朗点燃？

　　回到2022年，俄乌冲突开启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对抗，更是一次现代经济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经济硬脱钩”。

　　根据耶鲁大学的数据，开战仅三个月，310家西方公司出售或终止了在俄罗斯的全部业务，450家暂停了大部分或全部业务，另有约300家公司缩减了业务，或停止了新的投资项目。

　　据评估，这场撤离潮截至2024年3月已经给西方企业造成了超过1070亿美元的损失。英国石油公司被迫放弃了其在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近20%的股份，直接经济损失便高达250亿美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在海外的企业和投资也遭到了美西方国家的全面阻击，境外资产被大规模冻结，海外业务严重受阻。

　　这场经济硬脱钩给各方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这还是在俄罗斯经济以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为主，跟全球经济的联系比较单一、嵌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俄罗斯通过将少数大型寡头企业国有化，便迅速完成了经济重组，稳定了经济体系。欧洲企业的直接损失也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相对可控。

　　类似地，伊朗从上世纪80年代就遭受美西方的制裁，在40多年中发展出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跟全球经济的嵌入程度更低。

　　因而，本次美以伊战争中并未发生类似俄罗斯那样的“经济硬脱钩”。伊朗只能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运节点，来影响世界经济。

　　战争不仅仅需要支付军事行动的成本，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嵌程度也深刻影响着战争需要付出的额外成本。

　　除了伊朗，像阿富汗、朝鲜、古巴这类国家，美国跟他们的投资和贸易往来极少，都属于“低嵌入型”的国家，进攻起来便几乎不用支付除军事开支以外的额外成本。

　　俄罗斯属于“较低嵌入型”国家，美西方国家除为乌克兰支付战争费用之外，还需要承受一定的额外经济损失。

　　相比之下，中国则属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高嵌入”类型。全球大多数国家跟我们都建立了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硬脱钩”的成本极高，乃至远远高于军事行动本身的费用。

　　例如，不少德国的跨国企业已经将其生产和供应链重心显著向中国倾斜，形成了“德国总部+中国主力工厂”的战略格局。实际上，除了品牌，已经很难说它们究竟还算不算是德国企业。

　　美国跟我们的经济联系以及其中涉及到利益更加庞大。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固定资产、股份、债券等总价值加起来，至少是以十万亿美元为单位的天文数字。高昂的附加经济损失，很大程度上会阻碍决策层选择发动热战。

　　不过，美国针对“高嵌入型”国家的手段更加综合、更加隐蔽。当双方的利益遍布全球，意味着地球上的任一地点、任一领域都有可能成为战线。

　　当今世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大国博弈方式，将有别于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壁垒分明的集团式对抗。

　　它将是一场融合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一切手段的混合战争。每一次拉扯和撕裂，都会给双方带来流血和阵痛。

　　1980年代，当时还处于冷战期间，日本东芝机械通过伪造文件，向苏联出口了8台机床，违反了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的规定。

　　美国政府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将东芝集团的所有产品都列入了禁运名单。为了平息美国的怒火，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还派遣特使到华盛顿登门致歉。

　　美苏之间的冷战是除了直接交战以外，在政治、经济、科技、舆论等所有领域进行的一场全面敌对行动。

　　然而，美苏两大经济体系是在敌对的基础之上分别建立起来的、相互独立的系统。双方的经济联系程度很低，很多时候还只能以走私的形式偷偷进行。断掉这些经济联系，对双方的影响十分有限。

　　2025年，美国对华出口约为1063亿美元，进口为3084亿美元。这一庞大的数字还是特朗普掀起全球贸易战，中美贸易受到负面影响的结果。

　　而且，贸易额只是衡量了某一年新增经济活动的价值。双方的政府和企业互相在对方主权管辖范围内持有的实体资产、债券、股份等存量财富，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就业、税收等是更为庞大的利益。

　　因此，当美国政府重新启动冷战思维，并发现周围处处都是对方的利益时，帝国主义的第一反应就是用对付一个国家的手段，来对付对手的企业。

　　用我们熟悉的话语讲，就是滥用国家安全的借口，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介入商业竞争。于是，西方世界所标榜的自由市场、法治社会，便自动失效了。法律可以现场印，法官可以睁眼说瞎话。

　　美国干涉巴拿马运河港口运营，荷兰抢夺安世半导体，英国强制接管中企在海外的钢铁公司等都是类似的操作。

　　同时，由于动用了国家力量在博弈，而每个国家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不一样。这就引出了超限博弈的第二个特点：高度区域化。

　　例如，美国在拉美地区投送军事力量更加容易，尤其对众多拉美小国的威慑力很大。巴拿马政府不得不屈从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就在预料之中了。

　　市场讲究的是效率，谁效率高，跟它合作的企业就会变多。而政治的逻辑首先在于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例如，从经济上讲，澳大利亚跟我们的联系极为密切。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澳大利亚政府却屡屡做出令人迷惑的动作，乃至闹出了“防止中国威胁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航路”这样的笑话。

　　澳大利亚之所以会产生左右脑互搏，不能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制定政策，是因为其在政治上受到美国的操纵。

　　政治上的敌友之分很多时候并不看经济效率，而是受到历史文化、种族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等方面积累了相当大的存量优势。它们经常能够使美国在超限博弈的初期占据上风。

　　不过，这注定将是一场持久战。它的胜负并不取决于谁的声势更大，关键在于哪一方的体系能够撑得更久。活下来的一方，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2024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128.4亿美元。中国成为巴拿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

　　然而，超限博弈的“高度政治化”特征决定了，巴拿马政府最终还是跟澳大利亚一样屈从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做出了不符合其经济利益的决定。

　　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江和记实业经营巴拿马运河港口的合同违宪，做了美国政府的帮凶。

　　消息一出，很多人表示当初就该让长和私下把港口卖了，还能回点本。这种短视的观点显然仍是从单纯的经济视角看问题，而且是从弱者的视角，认为即使面对美国随意篡改规则，我们也只能服从，不能反抗。

　　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政治性的攻击从来不会只针对一家企业，我国千千万万家海外企业都是潜在的目标。一次轻易的让步，只会吸引对手发起更猛烈的进攻，给我们带来成百上千倍的损失。

　　这时，合理的回应不是抱着刻板的法条，而是让对手看到破坏规矩的代价，提高对手违约的成本，迫使其继续按照规矩做事。

　　巴拿马法院的判决传出后，我国一方面对巴拿马实施了直接反制，采取了暂停巴拿马新项目谈判、货物改道、加强对来自巴拿马进口商品的检查等措施。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很难找到跟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没有联系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地中海航运公司和马士基集团在本次事件中是直接受益方，而它们作为大型跨国企业在我国也有着庞大的利益。

　　马士基集团在我国合资运营了青岛前湾港、厦门远海港等至少8个枢纽港口，地中海航运更是将中国视为全球核心市场。当面赚着我们的钱，背后损害我们的利益，显然不合适。

　　“劝说”它们以及其他有意趁火打劫接手巴拿马运河港口的企业，不要试图跟着美帝国主义发不义之财，损害我方企业利益，自然也是合理的。

　　除了传统的热战，对手披着文明和法律的外衣，做明火执仗的抢劫勾当，再配合舆论上的优势，劝我们不要反抗，默默地顺从“文明世界”的无理要求，更是一场值得我们警惕的综合性斗争。

　　《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使我们能够对参与损害中国利益的特定外国实体实施精确反制。中国超全球一半的制造业产能和完整供应链则保证了反制的效果。

　　2025年10月，我国对对镓、锗、稀土等战略资源以及相关技术实施出口许可管理。这三种矿产被称为“三稀矿产”，相当于高端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粮食。

　　一个关键点是，目前执法遵循“含有即管制” 的原则，即只要产品中含有受管制的稀土元素，无论含量高低，出口都需申领许可证。最新的产业规划明确提出要对稀土产业进行“全链条管理”，意味着监管已从上游的开采延伸至整个产业。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每一处都可能变成博弈的战场。对于这场融合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一切手段的混合战争，我们的武器库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版本的航母和六代机。

　　这是一篇立意新颖，可宏大叙事，但读后却颇感虎头蛇尾，㳀尝辄至，弓刚拉上却已自泄的文字！继续思考，继续补充，继续完善，不失为可深耕的全体系无死角超限战研究系列，可构成宏大叙事体系之多层次多维度解读，多事件或貌似孤立事件却暗通款曲间解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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